西晋和东晋时期政治上的一大特点，是世家大族把持朝政。东汉、曹魏以来，在地主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大地主阶层,他们一般是历代书香，累世做官，门第显赫，被称为世家大族，简称为世族或士族。世族势力的强大必然削弱皇权，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就要依靠监察机构制约世家大族。但两晋时皇权不断萎缩，世族日渐强盛，这就决定了依附于皇权的监察制度是软弱无力的。

 

　　尚书左丞管监察

　

　　两晋监察制度的框架是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（即晋武帝）构建的。新花样有尚书左丞管监察。西晋名义上仍保留宰相的职位，但宰相手中已没太大的权力，朝政大权已经转移到尚书台。尚书台最早是一个管理文件的机构，该部门的干部也就是抄抄写写，传送一些公文，这时地位一下子变得显要起来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尚书台的长官是尚书令，有“宰相”之称，他的属官有左右丞。尚书台过去是不管监察的，这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就增加了监察的职能，并由尚书左丞肩负这个重任，他的地位和职权相当于汉代的丞相司直。

 

　　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共同监察百官

 

　　两晋的御史台仍以御史中丞为最高长官。在他手下有治书侍御史，地位高于一般的侍御史，为御史中丞的副官;黄沙狱治书侍御史，监督司法工作，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；侍御史，分为十三曹办事，具体监督中央各部门的财政、人事和军事；殿中侍御史，负责宫殿中礼仪事项的监察；检校御史，负责京城（除皇宫及各部门外）及其附近地区的监察，东晋时代替了司隶校尉的职能；监搜御史，站在宫门外，负责安全检查；督运御史，监督交通运输工作。
　　西晋时依照汉朝制度设有司隶校尉。西晋初,曾规定了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工作的分工,即前者专管行马内，后者专管行马外。所谓“行马”,原意指宫门和官府前面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。按此划分，御史中丞负责皇宫及中央各部门的监察，司隶校尉负责京城其他地方及周边地区的监察。从工作性质看，当然是御史中丞重要。这个线界在晋惠帝时被打破。当时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因权限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，事情的起因是司隶校尉傅咸举报了两名尚书台的官员，御史中丞认为傅咸越权，干涉了行马内的事，傅咸不服，上书给皇帝说：“宫内的事，外人不得干涉，专由中丞负责，但如今地方上修路架桥以及打架闹纠纷的事，中丞也都过问，没有内外之分。既然中丞可以监督百官，就不应规定他只管行马内的事，因为百官不仅限于行马内，行马外也有百官。同样的道理，司隶校尉也不应只管行马外的事。中丞和司隶校尉应该共同监督皇太子以下的百官，不宜再分什么内与外。”

　　傅咸的话有理有据，得到惠帝认可，于是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工作范围的界线被打破。可这样一来,又带来了新的问题，就是两者职权重叠，推诿扯皮的事多了起来。到了东晋，废除了司隶校尉，才解决了这个矛盾。
　　对地方的监察力不从心

　　在地方上，西晋是州、郡、县三级政权体制。州一级的长官是刺史，集军事、行政大权于一身。刺史带兵是东汉末年天下纷争局面的产物，现在天下太平了，晋武帝就想把兵权从刺史手中分出去,恢复刺史的监察官身份。他下令由都督掌军权，刺史理民事，实行军民分治，刺史每3年一次入朝汇报工作。虽然刺史不带兵了，但仍具有监察官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双重身份，只能算部分地恢复了汉制。这项改革推行的时间不长，前后不到20年时间，就由于战乱遭到破坏。晋武帝死后，惠帝即位，大权掌握在他的妻子贾后手里。贾后胡作非为，激起兵变。先是赵王司马伦废除贾后，篡权作了皇帝，之后齐王又起兵讨伐司马伦，冀州刺史李毅、兖州刺史王彦都带兵参加了齐王的队伍，刺史领兵又成了既成的事实。
　　晋武帝注重监察法规的制订，颁布过《五条律察郡》。这是专门监督地方郡守的条规，共有5条：自身过硬，勤于政务，抚养孤寡，重农抑商，维护治安。廉政勤政、抚民为民的内容都有了，标准确实不低。此外还有《察长吏8条》，要求郡国的长官据此考察属县的官吏。8条是从正反两方面讲的，正的方面包括为官清廉，没有私心，为人正派，不搞沽名钓誉；反的方面包括贪污索贿，卖身投靠，没有气节，私人财产富有。前4条是要坚持和提倡的，后4条是要反对和戒除的。按照规定，郡国长官3年中要对属县视察一次。同时还制订了具体的方法，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，如要深入基层，广泛接触各方人士，观察民风民俗，了解百姓疾苦等。这些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是很漂亮的，但实际上能否做到却是另一回事。

 

　　允许“风闻奏事”

 

　　中央对地方的监察，始终是两晋监察体系中的薄弱环节。为了弥补这一点，晋代开始允许风闻奏事。所谓“风闻奏事”，就是举报人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，不必拿出真凭实据，也不署名。东晋初年，实权派人物王导曾派人用这种方法，专门搜集地方郡守的情况。官场上正式受理匿名信的举报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，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现在。举报人为了保护自己不愿署名，是可以理解的，关键是举报信的内容。如果举报的材料只是道听途说，就会使内容的真实性大打折扣；如果举报者捏造事实，恶意诽谤而受理人又不加以甄别，则会使被举报人蒙冤。所以对匿名信要注重有无具体内容，慎重处理，但在政治斗争需要时，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。

 

　　晋武帝也有自己的苦衷

 

　　晋武帝是在世族的支持下取代曹魏称帝的，他对监察工作的态度是一种矛盾的心理。一方面要依靠监察官巩固皇权，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世家大族的利益。他登基的第三年，司隶校尉李熹检举一个县令刘友，以及前尚书山涛、中山王司马睦、已故尚书仆射武陔等人，以权谋私，侵占官府的稻田。晋武帝首先表彰了李熹，说他做官能为公家着想，无愧监察官的称号。然后对4名违法乱纪者进行了处罚：杀了刘友，而对山涛等3人仅仅提出了警告。刘友只是个芝麻县令，拿他开刀不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吗？800余年后，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评论这件事时说：“晋武帝的做法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对。如果李熹的检举是对的，山涛等人就不应被赦免；如果李熹举报有误，那他就不应受到表扬。此外，4人同罪而处罚不同，这不是法律面前不平等吗？”司马光就事论理，他的书生气未免太重了一些。晋武帝是不论这个理的。当时有个世族官僚叫胡威的，劝他施政不要太仁慈。晋武帝说，我对中层以下的干部一点也不含糊。胡威说，我不是指中等以下的干部，是指像我这一层的干部。晋武帝不做声了。他是有意这么做的，这也是无奈中的选择。

 

　　刘毅敢揭皇帝的短

 

　　晋武帝在灭亡吴国之前还算一个勤于政务、有抱负的帝王，但统一天下之后就迅速走向了反面。他生活荒淫，下令物色美女到后宫，中意的都留下，不中意的才可以嫁人。灭亡吴国时，他又将吴主孙皓宫中的5000名宫女全都接收下来，加上他原有的宫女，总数超过一万人。他每天坐着羊拉的车子在宫内转，羊在哪里停下来，他就在哪里下车入屋就寝。一些善于奉迎的宫女，知道羊喜欢吃竹叶和盐巴，就把竹叶插在门户上，把盐巴撒在门口。羊见到竹叶和盐，就停了下来，晋武帝也就进了门。武帝还贪财好利，公开卖官聚敛私财。有一次，他问司隶校尉刘毅：“你看我可以比汉朝的哪一位皇帝？”他自以为比不上西汉的高祖刘邦，也可以比东汉的光武帝刘秀。不料刘毅是个非常耿直的监察官，他直言道：“可比桓、灵。”桓帝和灵帝是东汉最昏庸的君主，武帝听了十分恼火，说：“我平定东吴，统一全国，怎么能同桓帝、灵帝相比？”刘毅不慌不忙地回答：“桓、灵时，他们卖官，但钱都归到国库里去。现在陛下卖官，钱都流到皇上或者权贵的私人腰包里了。就这一点来说，还不如桓、灵。”晋武帝没法抵赖，可他还是够聪明的，随即哈哈大笑说：“桓、灵在世，没有人敢这么说，我现在还有你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，这说明我还是比他们高明。”这么一说，就体面地下了台。刘毅可不是普通的监察官，他是汉代皇室的后裔，晋武帝也没敢把他怎么样。

 

　　中正官不“中正”

 

　　两晋的官场十分腐败，表现之一是用人上刮不正之风。西晋选拔官吏采用魏曹时的“九品官人”法，即先把候选人定为九品（即九等），然后从高到低依次安排职务。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各州郡的中正官。叫“中正”，是取其公正、不偏不倚的意思。曹魏的中正官还能够按候选人的德行才能划定品级，可到了西晋时，风气不正，中正官也不“中正”了。他们在评定品级时，往往以家世的兴衰、贿赂的多少来定品级，把世家大族的子弟定为上品，把无权无势又无钱贿赂的人定为下品，吏部（即组织部门）也不把关，只是死板地按照品级授予官职，结果形成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局面。有人作过统计，《晋书》中可以确定为世家大族的子弟中，有92%的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做上高官的。他们20岁的时候就可以步入仕途，做官的起点很高，而且担任的都是些清闲的职务，如黄门侍郎、中书侍郎、散骑侍郎等，均为五品官，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干部。出身寒门的人，往往过了30岁，才能担任低级的小吏。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当时却很“正常”，无人过问，也不属于监察官纠举的内容。

 

　　人生观出了大问题

 

　　晋代盛行奢靡之风。晋人推崇杨朱，杨朱是战国时人，极端的利己主义者，孟子说他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”。杨朱不信来世，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。晋人发挥了这一点，陷入了醉生梦死、消极悲观的泥潭。当时流行这么一个顺口溜：“十年亦死，百年亦死，仁圣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则尧舜，死则腐骨，生则桀纣，死则腐骨。”到头来都是一把烂骨头，谁知道烂骨头有好坏呢？所以人在活着的时候应尽情享受，不必考虑死后的事情。西晋的开国元老、太尉何曾，一天3顿饭就要花上一万钱。他的儿子何劭比老子翻了一番，一天吃饭要花两万钱。尚书任恺每顿饭就要花一万，他的餐桌上山珍海味样样都有，但他的管家还经常挨骂，说那么多菜没有一样他喜欢吃的。有人推算，当时四品官（约为今天的正地厅级干部）的月俸为72斛，约可折成9000钱。也就是说，任恺一顿饭要吃掉一个正地厅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。正常的薪水是无法这么摆阔的，显然这些人还有灰色收入，即腐败所得了。教育是基础。晋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出了问题，才导致了奢侈堕落的风气，可见当时的反腐败是不治本的。

 

　　监察官是“小儿辈”

 

　　由于两晋大多数时候皇权弱化，所以不但没治本，标也没治住、甚至不能治。东晋的将军桓温因北伐成名，握有军权，专横跋扈，他废了当时的皇帝，又立了一位皇帝简文帝。简文帝即位那天，桓温带兵进了京城建康（今南京），就在宫中驻军，还在半夜里吹军号。御史中丞王恬指责桓温，说他违法乱纪，没有规矩。第二天上朝，桓温看了王恬的奏折，骂了一句，“小儿辈还敢弹劾我？”根本没把监察官放在眼里。简文帝就是桓温立的，他能说什么呢？没有办法，只有忍气吞声而已。

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摘自人民网）